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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利益与行动:职业教育学习评价的多重制度逻辑

 作者: 0986  时间: 2019年04月15日 09:00:00  点击量:

摘要:现代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已然从政府一元控制转向了多元主体参与的公共治理。党和国家“立德树人”的政治逻辑、学校和教师“教化育人”的教育逻辑、学生和家长“追求发展”的投资逻辑以及社会与企业“人才选拔”的管理逻辑是职业教育学习评价中不同治理主体的制度逻辑。在理想层面,职业教育学习评价的四重制度逻辑都致力于实现“以评促学”的目标,不同主体之间的逻辑和谐共生。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权力的不匹配,在实践中,职业教育学习评价的制度逻辑之间相互博弈,呈现“变通服从”、“上下共谋”和“候鸟式信任”的问题格局。因此,各利益相关主体需要采用积极措施,变革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制度,以评价促进学生的学习发展。

关键词: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制度逻辑;利益相关者;以评促学

教育评价是教育改革和教育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现代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已然从政府的一元控制转向了多元主体参与的公共治理,政府、学校、教师、学生、家长、企业、行业都是参与其中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构成了网状的评价制度结构。在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制度中,各利益相关者的立场就是在评价实施的过程中获得最大益处。正如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所言:“制度好似堡垒,它们得由人来精心设计并操纵。”所以,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制度及其效用会深受利益相关者逻辑的影响。在复杂的评价利益相关者关系网中,制度逻辑的首要任务就是赋予参与者以“身份”。在利益相关者的评价分析框架中,“身份”包括以下五层含义:不同主体持有哪些不同态度;采取哪些不同行为;所处地位有哪些不同;作用、方向、大小有什么不同;不同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定位。这是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利益相关者在多重制度逻辑驱动下,从理想到行动的实践过程。因此,本研究从利益相关者的分析框架出发,系统分析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制度运行中,政府、学校、教师、学生、家长、企业、行业等不同治理主体的制度逻辑及其相互关系。考虑到不同治理主体制度逻辑的相关性和相似性,本研究重点分析党和国家的政治逻辑、学校与教师的教育逻辑、家长与学生的投资逻辑、社会与企业的管理逻辑。文章通过对四类治理主体的不同制度逻辑分析,演绎出四类治理主体制度逻辑从理想到现实的冲突,进而提出新时代职业教育学习评价的治理措施。

一、党和国家的逻辑:“立德树人”的政治理想

党和国家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确保让教育为政治服务、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服务。在我国,国家参与教育治理和教育评价最核心的逻辑就是“立德树人”。“立德树人”的政治理想已经深入到我国教育的方方面面,在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制度中,国家在制度层面、政策层面进行方向上的把控,引导职业教育学习评价的具体行动。

(一)党和国家的理想:“以评促教”、“以评促学”和“立德树人”

评价是一个带有社会政治色彩的过程。尽管学习评价制度只是教育制度中很微观的层级,但是学习评价却始终包含着国家的政治理想与逻辑立场。无论是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还是拉尔夫·泰勒(Ralph W. Tyler)的八年研究,抑或是现代的标准化学业测评都是如此。正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所言:“一切教育都是通过个人参与和分享人类的社会意识而进行的。”而且这个过程从人一出生就已不知不觉地开始了。国家参与并支持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并在全国性的职业资格认证、教学质量评估等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教育界经常提及的“以评促教”“以评促建”“以评促管”等口号就是国家参与职业教育学习评价的逻辑出发点。国家层面也希望通过评价促进教师教学改进,促进学生学习改进,整体性培养职业教育学生的知识、技能与能力(Knowledge,Skill,Ability,KSA),最终实现“立德树人”的政治理想。

(二)党和国家的利益:人才培养、人力资本、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

“立德树人”是国家参与职业教育学习评价的教育“中国梦”。但实际上,教育“中国梦”远远不止“立德树人”,教育“中国梦”更多的是政治“中国梦”。从“建国君民教为先”的封建时代,到“科教兴国”的改革时代,教育都是与政治紧密相关的。国家参与和支持职业教育学习评价,正是从职业教育学习评价效用的角度出发的。职业教育学习评价效用最终一定会体现在促进职业教育学生KSA的发展,也就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之上。人才培养是职业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机制,也是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和国家的最大贡献。国家通过职业教育学习评价效用实现了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助推人力资本的发展,实现中国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向,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此外,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在职业资格认证等系列工作之后,客观上促进了学生KSA的发展,也有助于帮助学生的就业、创业,进而实现了劳动人口的安居乐业和社会稳定。因此,党和国家关心并参与职业教育学习评价不仅有着直观的教育收益,还有着丰厚的政治收益。

(三)党和国家的行动:顶层设计、政策支持、资金支持与宏观监控

我国实行的是“向上负责”的科层制行政管理体制,在政府间的等级关系中“下级政府接受上级部门的指令,并贯彻实行之”。所以国家层面的教育理想和教育方针都必须依靠一级一级的政府去具体实施。国家和各级政府通过顶层设计、政策支持、资金支持与宏观监控,澳门新葡亰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制度,以提高职业教育学习评价效用。在具体政策上,如教育部新推出的“教学诊改”,早期的《职业技能鉴定规定》《国家职业资格全国统一鉴定工作规程(试行)》《国家职业技能鉴定命题技术标准》《以“双证”并重制度引领技能型人才培养与评价》等系列文件和规定都对职业教育的学习评价目标、内容、方式方法、标准等进行了规定,以引导地方和校本课程的学习目标与国家保持一致,教育质量监测目标与学生发展水平相吻合,确保职业教育学习评价效用朝着国家期待的方向发展。同时,国家也能够依法采取相关的强制性措施,引导、监督和规范各级各类职业院校、各类职业资格证书、职业考试等学习评价服务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二、学校与教师的逻辑:“教化育人”的本职工作

在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制度中,职业院校和教师具有相似的行动逻辑——以“教化育人”为核心的实践逻辑。但是,学校和教师的“教化育人”并不是简单实践,“学校和教师作为一种教育体制的代表,会体现教育过程以外的社会意志”。一方面,“教化育人”是执行国家“立德树人”教育任务的一部分,体现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意志,所以,正式的学校教育组织都是具有教育性和政治性的“双核结构(Dual-Core Structure)”的系统。另一方面,“教化育人”也是教育机构、教育工作者本质的职业工作,会与家长、社区、企业等产生关联。因此,“教化育人”的本职工作蕴含了教育工作者多维度的制度逻辑。

(一)教育者的理想:教育工作的“幸福感”与“成就感”

按照作为学习的评价(Assessment As Learning,AAL)理论,评价本身就是教育,不过对于职业院校和教师来说,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只不过是工作的一部分。在教育职业场中,工作的“幸福感”和“成就感”是教师追求的职业理想之一,此种“幸福感”和“成就感”不仅两者之间相互关联,同时也与其他因素密切相关,特别是工作的“舒适度”和工作的业绩、劳动的回报等。首先,从职业教育学习评价效用的角度去思考,提高工作“舒适度”“幸福感”的最快捷办法就是通过评价管理和驯服学生。正如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所言:“教育就是要把特殊性加以琢磨,使它的行径合乎事物的本性。”通过考试、评价、资格证书鉴定等方法“打磨”学生的特殊性是学校和教师常用的手法,也是“教化育人”本质的一部分。其次,职业教育学习评价也切实可以帮助教师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有助于教师针对性地调整和改进教学,进而提高教学质量。最后,学校和教师的职业成就感除了来自舒适和回报外,还来自于学生的成就。职业教育学习评价不仅可以认证学生的学业成就,还可以通过评价促进学习改进,帮助学生获得更高的学业成就,进而实现“增值”。

(二)教育者的利益:教育工作的“付出度”与“回报率”

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在测度学生的学业成就时,也同样可以用来测度学校和教师的工作业绩,以学生学业成就为标度评价教师教学效果是所有学校管理最常见的方式。尽管以学生的学业成绩来测度教师的教学业绩存在着循环逻辑,但是这并不妨碍学校教育管理者用学生学习评价结果来评价教师。很多时候,学生的学业成就就是教师工作“回报率”的体现,也是学校和教师工作“付出度”的直接结果,“评学”即“评教”。因此,职业教育学习评价效用与教师的工作产出也有一定的一致性。在实践中,职业教育学习评价也成了测度教师工作投入与工作绩效的一种方法。然而,在全社会都在追求阶层流动和关注教育的时代里,学习评价的结果、学业成就等级的作用被过分夸大,并演绎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竞争,最终的结果就是学生学习的竞争变成了教师工作的竞争,所以,教师工作的职业幸福感缺失,职业倦怠变得严重。越是在职业倦怠、幸福感不强的情况下,教育工作者往往越追求更实在的利益,例如直接性的薪水待遇、尽可能多的培训机会和可能性的晋升资格等。当然,在“评学”即“评教”制度逻辑中,教师想要的直接性利益也可以通过学习评价而获得,“付出度”与“回报率”可以等值。

(三)教育者的行动:“春蚕”“园丁”“警察”“同行人”

在人类教育史上,教师最开始是“春蚕”“蜡烛”,为学生无悔付出;后来是“园丁”,按教师的意愿修剪成长;再后来是“警察”,督促学生学习。在“评学”即“评教”的逻辑中,教师为了提高自身的绩效,往往会在增大自身投入之时,尽可能用其他的方法增加学生的学习投入,正如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的“储蓄概念教育”(Banking Concept of Education)所言的,机械式增加背诵、记忆等低级的投入与付出。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学校制度的“轴心主义”,学校和教师往往会用学业成绩、文凭等学习评价的结果与学生进行非正式交换,“用知识获得尊重,用指导换取控制”。学校物理空间上的教室编座和操场分区、心理空间上的道德灌输与关系调控无不是“被压迫式”的教育和“被控制”的教育。当然,也有第三类教育——教育者用自己的“全身心”去影响学生的“全身心”,在通往同一个“目的地”的路上,平等地交流、共同地探索。教师与学生成了共同发现之旅路上的“同行人”,正如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所言,“一旦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已经学会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生活,认识到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之间的空间的可能性,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就能成长和发展”。因而,在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制度中,教师也会在“评学”即“评教”中成长。

三、学生与家长的逻辑:“追求发展”的投资行为

在经济学看来,学生和家长选择职业教育就是一种教育投资,因为职业教育是发展个人专业能力、社会能力、行动能力的重要方式。在职业教育的教和学中,评价也是一种学习,职业教育的学习评价,特别是职业准入的资格认证与学生自身、社会密切相关。因而,家长和学生关心并参与职业教育学习评价也是“追求发展”的一种行为。这种“追求发展”的投资行为影响着学生和家长在职业教育学习评价中的行动与实践。

(一)教育消费者的理想:教育投资与发展性资本积累

我国家长和学生选择职业教育是“非主动的”,但是家长和学生依旧选择职业教育,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职业教育能给学生带来比较理想的个人收益。读职校的有用性和职业教育学习评价效用在本质上高度耦合,家长和学生作为顾客身份参与职业教育学习评价的终极性目的是获取社会资本。一方面,通过三年左右的职业教育学习与培训,期间又经历无数次的职业教育学习评价、教学改进和学习改进,学生向善的禀赋、独立的人格和科学的态度得到培养和发展,最终学生的人生和生命意义会发生重要变化,这些结果最终转化为学生KSA的综合性发展。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学习评价让学生通过过程性途径,以知识来获取社会资本;通过结果性途径,以考试来监测知识;通过表象性结果,以分数来表征考试。毕业之际,学习成绩等合格,还可以获得毕业证书,更是制度化形态的文化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尽管职业教育文凭所代表的文化符号弱于普通高中文凭,但是职业教育文凭和资格证书所代表的技能信号却强于普通高中文凭,因此,职业教育文凭具有良好的“羊皮效应”,也能满足家长和学生“追求发展”的需求。

(二)教育消费者的利益:学习结果与学习改进的支持

在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制度中,家长和学生,特别是学生是评价效用最直接的受益者。对于职业教育学生来说,评价效用即利益。具体来说,一是“评价即学习”,职业院校学生参加学习评价的过程经历本身就是职业教育学习的过程,因此职业教育学习评价的过程会给学生的KSA带来有益的帮助和促进。但是,评价经历的增值还是基于评价制度的公正合理程度,不合理的评价制度不会给学生带来经历上的增值。二是“评价即改进”,职业教育学习评价结果的解释、反馈和指导给学生提供了改进和改正的机会。错误的经验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大多数人都会犯错,职业教育学习评价不能“一棍子打死”,需要给学生改进和试错的机会。正如柯武刚(Wolfgang Kasper)所说:“多数恰当知识都是边干边学的产物,它们是由无数不同的人在分散化的试错选择过程中获得的。”三是“评价即支持”,通过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学生有效参与了教学改进与学习改进,且得到了学校和教师的应有支持。职业教育学习评价效用主要来自于教学的改进和学习的改进,尽管学习改进主要依赖于学生的自主性,但是也离不开教师的指导与支持;而教师教学改进过程的参与,更是学生评价效用获得的重要来源。

(三)教育消费者的行动:“格局差异”与“家校博弈”

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认为:“人之为人的特性就在于他的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在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制度中,家长和学生、家长和家长、学生和学生对职业教育学习评价效用的感知和反应不尽相同。一方面,每个人对职业教育学习评价效用的需求不一样,处理的方式就自然不一样;另一方面,即使有学生对职业教育学习评价效用的需求相同,但是各自的学习能力、学习态度以及相关资源各不一样,所以,面对学习评价,职业教育家长和学生最终会形成各不相同的“格局差异”:一类家长和学生面对评价结果,可能会层层加码,追求更好的评价结果和评价效用,形成学习评价“剧场效应”;一类家长和学生也许会自我放弃,对评价的结果置之不理;还有一类家长和学生甚至可能会反抗评价,不相信评价的结果和结论。除了家长和学生反应上的“格局差异”之外,家庭与学校之间或许会有关于职业教育学习评价的“家校博弈”。在家庭里面,因年龄、立场和价值观不同,即使面对同一份职业教育学习评价的结果,家长和学生也会有各不相同的看法和行动,有时候甚至会有冲突和博弈;倘若父母与学生之间有一定的独立性,当发现自己的子女“学坏了”、混迹于“伙计们”之间时,他们的父母可能会走访学校,甚至有父母会认为是学校的失职。

四、社会和企业的逻辑:“人才选拔”的参考依据

企业是社会经济的主体单元,也是职业教育学习评价的参与主体之一,而且,在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制度中,部分企业还具有身份的“二重性”。一方面,一部分企业参与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参与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过程和学习评价的过程,所以,部分企业也是职业教育学习评价结果生成的推动者。另一方面,大部分企业的招聘、用人,又要参照学生的学习成绩、综合素养,查看学生的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所以,大多数企业又是职业教育学习评价结果、评价效用的使用方。在我国的职业环境中,校企合作的氛围和真实情况都还不够理想,绝大多数企业目前只是职业教育学习评价结果和评价效用的使用者,还没有完全成为职业教育学习评价的参与者。

(一)企业理想:在“真实有效”的评价中选拔“真人才”

企业是大多数职业院校学生毕业后的终端流向,但是,职业院校毕业生进入企业的过程却不是“自然流向”这么简单,在人力资源极其丰富的用工社会,企业要通过规范的用人进人程序确保所聘之人有真才实学,能够满足企业招聘岗位的能力需求;而应聘的职业院校学生也会通过完整的招聘程序,争取和捍卫个人的劳动权利和福利。通常的招聘环节,企业都会特别重视招聘对象的各种证书,毕业证书和其他职业资格证书、荣誉证书都是招聘方看重的参照物,更有用人单位要求应届毕业生提供学习成绩证明。事实上,毕业证书、职业资格证、荣誉证书和学习成绩证明等很多都是职业教育学习评价的直接结果或者学习评价之后,通过学习改进而获得的评价效用。企业和用人单位以毕业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学习成绩等作为选拔人才的参考依据,其行动的逻辑就是相信职业教育学习评价的结果与评价效用,并且默认毕业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学习成绩都是真实有效的职业教育学习评价结果和评价效用,以此选拔的人才也是具有真才实学的“真人才”。

(二)企业利益:在“交易费用”的博弈中获得“真收益”

校企合作是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但是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也是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成本的,特别是“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制度经济学家提出用于分析人与人之间交流与合作成本的概念。因为人都是“有限理性的人”,即便“人的意欲是合理的,但只能有限地做到,所以,从认知的层面来看,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并不是绝对顺畅的。同时,囿于人际交往环境的嵌入性和信息不对称,处于合作两端的人很容易陷入“囚徒困境”或者集体行动的“奥尔森困境”。更何况,人都是自私的,在复杂的、不对称的信息环境中,往往会出现“机会主义”行为。我国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并不是很理想,绝大多数企业目前只是职业教育学习评价结果和评价效用的使用者,还没有成为职业教育学习评价的参与者,根结就在于学校和企业之间也存在着高额的“交易费用”和多重的复杂博弈。但是,即便如此,国家和学校依旧要推动校企合作,制定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与教学标准,使之成为职业教育学习评价的重要依据。在实践中,部分企业也愿意参与校企合作,因为校企合作也能给企业带来“真收益”。长远来看,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真收益”的回报率一定会超出交易费用等合作与博弈的成本。

(三)企业行动:在“互利双赢”的合作中推动“真变化”

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助推力量。尽管当前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并不顺畅,但是并不代表校企合作是不合理的。对于企业而言,企业的天职就是创造利润,但是,在创造利润之余,企业也必须担负一定的社会责任。企业参加校企合作、参与职业院校学习评价就是企业服务社会、履行社会职责的一种具体行动。事实上,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不成功的根源不在于企业的不参与,而在于整体制度环境的不成熟、不规范。从理论上说,人都是愿意合作的,人类都是群居性的动物,合作是人类强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人们之所以合作也并不仅仅是出于自利的原因,而是出于对他人福利的真正关心、试图维护社会规范的愿望,以及给合乎伦理的行为本身以正面的价值。所以,企业也是愿意参与校企合作的,从理想的层面来说,企业也是愿意参与职业教育学习评价,为自己选拔“真人才”的。在实践上,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并不会损害企业的任何利益,相反,无数实践案例已经证明,校企合作是互利双赢的事情。所以,企业和职业院校应该在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等方面深度合作,共同参与职业院校学习评价。同时,只有企业深度参与校企合作,才能推进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制度改进、教师教学改进和学生学习改进,进而培养出企业行业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推动技术生产的变革与升级,实现企业生产澳门新葡亰的“真变化”。

五、动态的相互博弈:四重逻辑的作用关系与治理策略

在职业教育学习评价中,党和国家的政治逻辑、学校和教师的教育逻辑、学生和家长的投资逻辑以及社会企业的管理逻辑相互关联、融为一体。在政治逻辑的统摄下,教育逻辑、投资逻辑和管理逻辑各安其位、和谐共生,共同致力于实现“以评促学”的评价理想。但是,由于人的非完全理性,加上信息不对称、权力不对等,在实践中,职业教育学习评价的制度逻辑之间相互博弈,呈现出“变通服从”、“上下共谋”和“候鸟式信任”的问题格局。因此,各利益相关者需要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变革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制度,实现“以评促学”的评价理想。

(一)理想的追求: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四重制度逻辑的应然关系结构

在理想层面,职业教育学习评价的四重制度逻辑会按照各自的逻辑起点正常运作,各个逻辑之间和谐共生。一方面,各种制度逻辑各安其位,共同推动着职业教育学习评价的实施。首先,教育是党之大计、国之大计,教育的最根本任务就是“立德树人”。因此,党和国家“立德树人”的政治逻辑是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工作的前提和方向,是指导思想和教育方针。其次,落实教育方针是各级各类学校与教师的工作,因此,学校和教师“教化育人”的教育逻辑是对“立德树人”教育方针的具体执行,在教育教学中通过评价实现。再次,教育工作从来都不是学校教育能独立完成的,还需要家长和学生的参与,家长与学生选择职业教育、参与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就是为了“追求发展”,获得相应的个人收益。最后,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必须走向社会,但是学生能否参与社会工作,就需要通过学习评价来鉴别和认证,以此为基础,作为社会生产和服务的实体组织——企业就可以根据学习评价的结果来选择所需的人才。另一方面,各种制度逻辑并非平行运作,而是相互关联,共同指向促进学生的学习与发展。不管是“立德树人”的政治理想,还是“教化育人”的本职工作,或是“追求发展”的投资行为,抑或者是“人才选拔”的参考依据,都必须以学生的学习为基础,通过评价促进学生的学习实现“以评促学”,进而实现学生KSA的发展,最终实现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逻辑,这也是所有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制度逻辑的起点。因此,在理想化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制度框架中,党和国家的政治逻辑、学校和教师的教育逻辑、学生和家长的投资逻辑以及社会企业的管理逻辑在横向平面上相互关联、彼此促进,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学习评价制度逻辑圈。在立体空间的关系结构中,四重制度逻辑又高度一致,共同致力于实现“以评促学”的评价理想,服务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共同驱动着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制度的运行和发展。

(二)现实的困厄: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四重制度逻辑的实然问题表征

在现实中,职业教育学习评价的多重制度逻辑不仅没有实现“和谐共生”,而且每个制度逻辑的理想和诉求也没有完全实现,呈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一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权力不对等,各级各类学校对“立德树人”教育方针的执行采用了“变通服从”。我国是“以党领政、党国嵌入”的治理模式,“立德树人”是党和国家提出的根本性教育方针,既包括了学生学业成绩的合格,又包括了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但是在实践中,职业院校不能违抗国家权威,也很难在三年、五年或者六年的职业教育中实现职业院校学生的根本性塑造,因此就采用“变通服从”,重点关注学生的课程学习、竞赛、升学和就业,把“立德树人”和“教化育人”变通成了具体的项目和任务,素质教育转换成了应试教育和技能强化。二是为了出色地完成各种项目和任务,实现“立德树人”和“教化育人”,职业院校往往会通过策略性的评价,特别是在学生就业资格认证和各类竞赛的评价中,通过专门性的团队攻关竞赛成绩;为了让家长和社会满意,划重点、“放水”等各种花样的学习评价层出不穷。但就是这些人尽皆知的手段和花样,也得到了默许乃至认同,这就是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各种制度逻辑之间的“上下共谋”问题。三三是除了“上下共谋”之外,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各利益相关者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候鸟式信任”问题。尽管大家都对当前职业教育学习评价的结果存在怀疑,特别是对职业资格的含金量、一次性就业率据结论等评价结果的质疑,但在我国学习评价的语境中,只要有人相信并追逐各类学习评价的结果就会有一大堆人跟随并信任,这就是“候鸟式信任”,不问方向,只管追随。最终的结果就是各种各样的学习评价“剧场效应”愈演愈烈,形成了学业评价的“锦标赛”模式;企业也会根据学习评价的结果选拔人才,即使选拔失败,也只能重新组织学习和培训。

(三)必要的治理:促进学生发展的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制度治理变革

职业教育学习评价不仅是对学生学习结果认证和检查的重要手段,还是包含了多重制度逻辑的教育实践活动。党和国家“立德树人”的政治逻辑、学校和教师“教化育人”的教育逻辑、学生和家长“追求发展”的投资逻辑以及社会与企业“人才选拔”的管理逻辑共同驱动着职业教育学习评价的实施。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权力不匹配等原因,职业教育学习评价的多重制度逻辑陷入了无序的博弈,“变通服从”、“上下共谋”和“候鸟式信任”的问题限制了职业教育学习评价“以评促学”的价值空间,也影响了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对“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因此,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推动促进学生发展的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制度治理变革。提升职业教育学习评价效用的首要措施就是不断变革、澳门新葡亰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制度。一是在理念、结构与方法上变革职业教育学习评价设计。在学习评价的理念上,各利益相关者要树立“为学习而评价”的理念,通过评价促进学生的KSA发展。各利益相关者还要坚持贯彻“教学评”一致性的评价方式,实现传统与现代结合: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职业教育学习评价进行数据监测、分析与处理;另一方面,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挥空间有限和运用水平还不够成熟的情况下,还必须坚持使用传统的评价技术与方法。二是从主体、流程与调控上优化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实施。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制度应优化主体参与,以学生为主体,多元主体参与学习评价,广泛吸收学生、企业、家长等相关主体以及第三方评价机构参与学习评价。各利益相关者要做到以公平为尺度,精细执行评价技术环节,优化评价调控,以人本为准则,注重评价工作伦理道德。三是强化职业教育学习评价结果的分析、反馈与运用实务。在评价结果的形式上,各利益相关者要以精确、简明的形式呈现,让学生、家长、企业准确掌握和了解评价的结果和结论。通过对评价结果的分析,反思总结教师教学的不足,实现教师教学的针对性改进;通过评价结果的反馈,引导学生反思和总结问题,推进学生的学习改进;通过学习评价结果的认证,为企业人才选拔、人才聘用提供依据。

六、结语

学习评价是教育评价改革的核心问题。全国教育大会以后,纠正“五唯”、树立科学的教育评价观已经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因此,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制度改革也势在必行。但是,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制度是复杂的“制度丛”。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来看,现代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已然从政府的一元控制转向了多元主体的公共治理,政府、学校、教师、学生、家长、企业、行业都是参与其中的利益相关者。从制度分析框架来看,职业教育学习评价主要包含了党和国家“立德树人”的政治逻辑、学校和教师“教化育人”的教育逻辑、学生和家长“追求发展”的投资逻辑以及社会与企业“人才选拔”的管理逻辑,四类制度逻辑共同驱动着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制度运行。四重制度逻辑不仅包含了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理想与立场、利益诉求,也影响了各种评价参与者的行动与实践。在理想层面,政治逻辑、教育逻辑、投资逻辑与管理逻辑相互关联、彼此促进,共同致力于实现“以评促学”的教育目标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但是,在实践中,由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不同立场,不同制度逻辑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权力不对等等原因,四重制度逻辑又陷入了无序的相互博弈,“变通服从”、“上下共谋”和“候鸟式信任”成为职业教育学习评价中比较普遍的问题格局。因此,各利益相关主体必须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推动职业教育学习评价的制度变革。从制度运行的过程出发,在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制度设计、过程监控和结果运用上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都必须坚持“以评促学”的价值理念和科学严谨的评价实施;通过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制度体系变革与制度实施过程优化,不断推进职业教育学习评价“以评促教”的功能发挥,助推职业教育“立德树人”教育“中国梦”的实现。

(李鹏,石伟平,朱德全.作者简介:李鹏,助理研究员,教育学博士,从事职业教育评价与管理研究。石伟平,教授、博导,从事比较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基本原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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